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近日以機器人在瑞士日內瓦「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突破中國對台灣的打壓，再度成為媒體焦點！在接受KNOWING新聞專訪時，唐鳳雲淡風輕地表示：「飛機是高排碳的交通工具，大隊人馬飛過去還要調時差」，所以她利用視訊遠距發言，既環保也省事。
輿論總是認為唐鳳「出奇招」，她總是有意為之！但其實在她口中，是以創新的方式讓世界更好。
2012年開始，唐鳳就在民間推動「開放政府」的g0v零時政府、建置vTaiwan平台，想為台灣的社會帶來改變；2016年蔡英文總統就職後邀請唐鳳入閣，更讓大家期待唐鳳這位「非典型閣員」，將以其專業給政府帶來什麼影響？尤其是在無國界的網路場域中，台灣該往什麼方向走？這也是唐鳳擔任「數位政委」的初心。
新的一年到來，展望未來也檢視過往。過去一年多，台灣史上最年輕旳政務委員唐鳳為政府帶來了哪些改變？灌入哪些新的思維？請看以下KNOWING新聞訪談唐鳳的精華節錄：
回顧2016年10月1日上任迄今，你覺得政府最大的挑戰是什麼？面對諸多挑戰，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嗎？
沒有任何過不去的地方！
我們PDIS辦了一個共識營，這個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而這個核心價值不是我一個人決定的，是PDIS二十幾位同事一起討論出來的結果。
這裡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建立政府跟民間的互信，畢竟現在網路上要摧毀彼此的互信非常容易，所以我們促進「開放政府」文化；一年來的主要成果是在每個部會設置「開放政府聯絡人」。「開放政府聯絡人」就像以前國會聯絡人、新聞聯絡人一樣，是各院會的常設制度。
在成立「Join」連署平台之前，我們沒辦法那麼快地知道社會上有什麼議題。像一堆人說「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他們到底如何組織、利益關係群組是什麼？問立委或主流媒體他們也不知道。「Join」讓我們有一個互信、成長的地方；這平台目前快要有五百萬個自然人，以臺灣兩千三百萬人來講算是滿大的網站了。
財政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金亨說：「我要花部會的資源來跟這些朋友們討論報稅軟體是不是難用到爆炸，就是『讓會吵的小孩進廚房做糖吃』的概念。」這個概念讓金亨或他的部長不用承擔全部的風險，而是由開放政府聯絡人跨部會機制來分散風險。大家都很專業，所以才會吵得那麼大聲。他們比政府懂，那我們就很誠實地說我們不懂，然後大家一起來弄懂，這就是所謂的「協作」。
「合作」是說彼此要先認識，而且有個共同目標；「協作」是可能本來不認識，甚至各有各的目標，但至少最後達成「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粗略共識。
我們每個禮拜五開完協作會議後，禮拜一就會跟院長說我們的共識；只要院長點頭，馬上就變成國家政策，速度非常快。這讓大家看到，即使有非常多的利益關係人，也不一定要透過主流媒體或是立委的動員，民間組織也可以得到相近程度的政治承諾。這一件事是建立政府與民間互信很重要的部分。
很多議題需要input，那output呢？我們知道政府有很多數據，但現在臺灣最大的問題是產業缺乏數據。
我們覺得政府缺數據的時候，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要先承認自己沒有人。像「零時空污觀測網」就是一個例子，大家覺得環保署的偵測站不夠，所以捐出家裡、學校的偵測站與地方政府做產學合作。偵測站非常多，共1979個，這不是環保署一年的公務預算可以架得起來的。
我們把自己定義成「幫『解決社會問題的人』解決問題的人」。有些事情民間做得更好的時候，政府是不用干預的。另外，政府的資訊跟民間的資訊要怎麼對接？
我們使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裡面一個叫「公共民生物聯網」的架構，「公共民生物聯網」把現有系統，包含災害防救系統、地震速報系統、水資源系統、空氣品質系統、大屯火山預測... 所有關於環境品質的計畫都包在裡面。
我們要用開放API的方式，在「國網中心」（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架起一個「公共民生物聯網」，裡面有很多子項目，首先我們要先建立資料本體，接下來與國際上各種資料標準進行整合。重要的是，這些data hub的量非常大，好比空氣資料、水資源資料等等，民間要下載到自己的電腦裡面比較困難，可能下載不完全，這時雙方跑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既然有國網中心的資源，不如開放給民間。這叫做「bring code to data」，而非「bring data to code」。把code發布，然後用container送到國網中心去跑。比如想要知道降雨量跟空氣品質的關係，可以做出互相比較的模型，在相同的資料上計算。
但有些資料涉及個人隱私，像健保局、衛福部有很多醫療數據，這個可能開放嗎？
之前財政部的所得分析資料，都是用一個叫「去識別化」的方式變成「開放資料集」釋出，讓各界做研究。但，如果我的最小統計區裡面，有一個人收入比任何人都高，這樣大家都知道是誰了，就露出了個人隱私。所以我們有一個想法，「bring code to data」。
所謂「bring code to data」，國際上有個趨勢叫「Open Algorithm」，政府開放的不是資料，而是統計方法。當你有統計方法，就交給財政資訊中心去跑；資料沒有離開財資中心，只是用你的方法去跑，跑完之後只公開統計結果，不會有個資侵害。但這件事有三個困難：
第一，個資法目前的主管機關是「各部會」，並沒有一個單一主管機關，所以如果某個部會沒有意願做，沒有任何仲裁機制可以命令它做。
第二，對演算法做peer review（同儕審查）的群體到底是誰？可以讓第三方稽核嗎？也就是說，有沒有讓多利益關係方評議的機制。
第三，理論上研究要建立在同一個統計方法上，在各個國家都有相同的標準；但目前不是這樣。所以就算發表了研究論文，對別國的參考價值到底有多少令人懷疑，所以標準要國際開放或是存取於社群？這要先產生「evidence based」或是「data based publication」的標準，然後我們去順應這個標準。
上述三者只有第一個問題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我們目前正在「vTaiwan」上研議「個資專責機關」，因為所有擁有個資法的國家裡只有臺灣沒有「個資專責機關」。
剛剛講了很多Open Data、Open Government，那未來如何更積極地往產業化、商業化的方向來做對接？現在有很多新政策，比如「5+2」產業創新，你自己在中間會不會感覺太遙遠？
我覺得還好耶！因為只要無涉個資及決策權的，按照資訊公開法本來就應該公開。
然後，以前資訊公開是讓你看，但現在還可以讓你改；以前只有人看得懂，現在機器也看得懂。這兩個部分其實我們目前都已經用所謂的「資料品質標章」來解決；或者是我們在《採購法》裡面直接說，廠商評選時，專業技術能力裡面有一項是「能不能用零成本或是非常低的成本，把人類可讀的東西自動轉成機器可讀的格式？」
基本上從9月開始，只要打一個勾，做最有利標的時候廠商就要產生OpenAPI；這個情況下，我不是很擔心資料格式或格式交換，機器對機器介接並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比較擔心的還是國網中心架起來之後民間會不會信任？會不會來用？另外，公務人員彼此交換資料時會不會互相信任？這不是技術問題，是文化問題。
現在手機、平板取得每個人每分每秒的data，而多數的data都被FB取走，關於這點你有什麼想法？
我自己是絕對不會在臉書上打卡的（笑），這是使用習慣的問題，我想政府無法洗腦大家別用國外的服務。重點是政府的服務要要進入平板或手機。這個部分我們有「青年學生體檢政府網站專案」（Rescue Action by Youth，簡稱RAY）。我們有十五位學生，檢查所有中央二級機關的網站，讓它們在平板上，尤其是iPAD上可以做很好的運用。
今年暑假我們會擴大辦理至三級機關或地方政府，可能也會從平板擴大到手機。
「5＋2」產業創新、「亞洲‧矽谷」等與產業相關的政策，這一年多你投入的是哪幾項？
「亞洲‧矽谷」主要的還是去跟類主權、跨國公司做「類外交」的工作。「亞洲‧矽谷」的意思不是矽谷的技術解決亞洲的問題，亞洲的技術也可以解決矽谷的問題，我想這是社會創新的一個重點。
我們常常舉一個例子，FB之前在亞洲 ─ 尤其在臺灣 ─ 常常出現一個狀況，顧客在貨到付款之後不滿意，結果發現客訴人員不是人類，不知道要跟誰求償。這就是矽谷造成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某次協作會議的題目，我們試著釐清哪些是政府各部會可以做的？哪些是民間自救會可以做的？哪些是跨境服務在入海關的時候可以做的？盤點後看到非常多的利益關係人。如果單點一個一個問，只能解釋問題，不能解決問題；但每個部分加起來就能解決問題。像當年大家都覺得垃圾郵件的問題無法解決，但每個人都做一點，寄垃圾郵件的成本高過其收益，忽然就沒有垃圾郵件了。
我們可以派給臉書功課，比如加入公會、面對面跟自救會討論等等。我去跟臉書VP（副總裁）討論的時候，說別的利益關係人都盡了一點社會責任，所以臉書也非常同意（我的提議），過了兩個多禮拜就加入了「臺灣無店面商業同業公會」。進行對等式談判是我在「亞洲‧矽谷」裡主要的角色。
至於重大產業創新的政策，我目前最involve的有兩個，一個是所謂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DIGI＋），如果「亞洲‧矽谷」是應用面的話，「數位國家創新經濟」就是基礎面。
我們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裡面，第一次很明確地說，跟私部門有關的，像金融沙盒這一類的創新，政府不下指導棋。要做數位平權，須有創新的方法來解決弱勢的問題。政府不如當地NGO、社會企業能發現真正的需要，如果中央亂定KPI，一定會爛掉。
我們的做法是，把行政院帶到各個不同的區域。像我每隔週二都會下鄉，跟雲嘉、台中、高屏及花東四個地方的朋友們開會，我們十二個部會在空總，用視訊對接的方式進行備詢。
以前是有錢付高鐵票的人才能參加政策制定，非常不公平。我們用網路取代馬路，讓每個人直接面對政委，政委搞不懂的問題，投影幕後面的幕僚馬上接球。這個概念叫做「按字管考」，我們不但做逐字稿，而且「逐字稿」裡面提到、部會說要「回去處理」的問題，他們要在兩個禮拜內做出答覆。
這有兩個重點：第一、不會有天龍國在制定不接地氣的政策的感覺；第二、台北這邊有任何新政策出爐，兩個禮拜之內各地都會知道。我們盡量讓行政院成為全臺灣的行政院，而不僅僅是台北市的行政院。
行政院一直被罵「功德院」，許多人覺得勞基法三讀的過程還是有很多瑕疵，身為內閣成員，你怎麼看？
我們當然有做一些調整，像工鬥，我自己很珍惜我們跟工鬥那一次的協作會議。
當時討論什麼是國定假日，其實內政部才是主責部會，並不是勞動部，因此這個議題有些框限；但大家還是澄清了很多事情，像臺灣人均工時是全球第六高，這其實是因為全職者在臺灣佔了97％，算總平均的時候，當然全球第六高，事實上是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第六高。如果全職比全職的話，台灣人均工時並沒有特別高。
現在問題是，為什麼幾乎沒有人做「部分工時」？因為文化上大家覺得這是打零工，家長也不喜歡。OECD國家大部分都有專法去保障這種非典型工作，我們沒有保障，沒有保障的話家長當然不願意小孩做。這個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因此，如果只講人均工時全球第六高，後面的結構性問題沒有被揭露。
另外一個部分是薪資過低，當然勞工就只能延長工時跟換取薪資，我們要強調的是，這是資方、勞方、學界在協作會議上都同意的共識，因此這件事要解決。這件事要怎麼解決？可能要靠基本工資法來解決。
在過勞的這一個部分，好比像非典型就業，要用另外一個保障的法律，像勞基法是取代工廠法，有一段時間還是併行的，未來有別的東西去取代勞基法也並非不可能，這樣才能徹底解決這個狀況。
後面兩個問題是勞檢沒有確實、勞工沒有組織，但這兩個說真的，政府能夠做的非常有限。這個要靠團結意識，技職人才的培育裡面就要有團結權、協商權、罷工權，這樣才有新一代的朋友能夠組織跟其他OECD國家一樣大的組織率，不像現在連1/3，甚至1/5都不到，到那個時候才有談判籌碼、才有真正的勞權可言。
法案很現實，擺在這邊的草案就一讀、二讀、三讀，在這些程序上，你的東西什麼時候可以進來？
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有這個共識，院長也指示勞動部說：「我們就是要用最低薪資法。」然後拿著非典型就業的部分說：「我們要做部分時間工時保障法。」因為中高齡的勞權意識並不是那麼高，所以有三個問題：最低薪資、非典型工時、中高齡勞工的勞權意識。因此這時的中高齡勞工就業保障是不是要另外立法，用立新法的概念來採納協作會議的共識？事實上，以協作會議的共識來說，很難用一部勞基法去解決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臺灣的政治環境是一個很悲觀的大環境，所以這一年到底有沒有讓你很挫折的事情？
完全沒有，非常順利，因為我是「願者上鉤」。我們試辦一套方法，各部會覺得好用就會找我們，如果覺得不適合就不來找我們，我們也不會押著他們做。
各部會都很配合，包含各個聯絡人？
對。其實最大的concern是「有沒有明文化？」也就是唐鳳走了，聯絡人制度還存不存在？但是現在這個做法已經是「院要點」了，明文授權各部會可以在三級機關、四級機關建立聯絡人制度。
以前沒有要點告訴三個幕僚機關要彼此合作，所以有時候資訊部門會被派出來回一些政策問題，或是研考部門被推出來架直播，這樣民間當然會噓。現在有這一個要點，三個幕僚機關要彼此搭配；在這個狀態底下，他們更能冒險。如果實驗性質的東西失敗了，那是我的問題；但如果成功了，credit是他們的。
我們印象中都覺得中央、地方很遙遠，因為很多部會都在中央，那有沒有與中央聯繫特別快的地方，比如台北、新北？
其實中央有相當多聯繫地方做地方創生工作的平台，像「Join」平台。我特別想講「參與式審計」，這是非常新的觀念，而審計部用「Join」用得很好。
參與式審計怎麼做？審計部以前看到新興的、沒有舊有審計方法的東西，都要自己去搞一套（新方法），好比國有不動產的活化情形、輸電系統建設計畫等等；現在只要放到「Join」上，問全國民眾說：「政府要試這個創新的方法，有沒有什麼疑慮？」接著就把所有蒐集到的疑慮通通轉到行政院。
在這個模式下大家熱情地提出各種討論，而審計部的工作是左手轉右手，他們說：「民間有這一些疑慮，你是負責社企的政委，回答一下吧！」這時審計部代表民意來監督政府，他們不是民選，但更專業。
審計部很高興，因為他們可以知道行政院的政策方向，並非只是寫在預算書的那幾行字，這個就不是KPI管理，而是「關鍵產出管理」。我想參與式審計就是「Join」平台的亮點。
另外，在連署平台上有兩個案子是地方性的，一個澎湖南方四島的「完全禁漁區」；所有的協作會議我們都飛到澎湖開，而且有360度的影像紀錄，任何人戴上VR頭盔都可以身歷其境看到討論的過程。這件事開記者會之後我們做了「政策措施表」，協作會議的結果下到各部會，各部會會扣合到他們的年度計畫，形成一張非常完整的表。
另一個議題是，恆春有些朋友覺得在恆春如果有人中風或發生潛水意外，最近的一家大醫院在九十分鐘的車程之外，所以他們希望空勤總隊把黑鷹直升機放到恆春機場當救護車用。
我們當時也是去當地開了協作會議，發現讓護士跟醫生留在恆春才是最重要的，而這要怎麼解決？首先要有住的環境，但現在連恆春旅遊醫院都沒有住宿的大樓，更不要提訓練設施等等。之後我們請行政院長去恆春看，看了之後就撥了約2.7億元。
2.7億撥下來的時間多長？
好像只有兩個禮拜。
可以壓縮到兩個禮拜？
對，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把這些案子跟當地的朋友們做了對齊、對焦。我不敢說因為這個會議才有這一個東西，但我可以說因為這個會議，院長做決斷時更知道地方上的反應是正面的。
我們知道政委一直在推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社會企業前兩、三年的發展非常困難，對於這方面有什麼想法？
其實任何初創企業都一樣困難。社會企業的特色就是有社會使命，透過商業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我們這十個（指畫面中的十個政府單位）也都是NPO（非營利組織），除了國發基金要賺錢之外，沒有哪一個是要賺錢的啊！比起一般的公司，社會企業跟我們的施政目標更能對齊，我們更不吝惜去幫他們調適法規，給他們資源及輔導。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好比你是公司的型態，你會接到經濟部的資源，明明文化部、勞動部、交通部是有資源的，但你不知道，因為公司好像是經濟部管。
所以，我們在「se.pdis.tw」這個平台上把所有的政府資源做滾動式的更新，讓大家容易申請。另外，申請之後可以登記到資料庫裡面，讓大家知道你的社會使命；知道之後，我們會鼓勵企業去採購，採購到100萬會頒獎。所以去年八個月下來採購了八千多萬。
關於對假新聞的處理，你有什麼看法？
我們當時在「rumor.pdis.tw」有我們的statement，不會針對網路行為去做控制型的立法或修法。在實體世界是違法的，在網路世界還是違法，我們不會因為在網路世界就特別做言論管制。
至於第三方協力健全查證機制，現在大家實際看到「真的假的」LINE BOT的運作，可以發現政府既沒有出錢、也沒有出人，這是一些民間的朋友們自己運作的。這種情況下，民間會自己去做查核，而查核的過程中，LINE BOT就會自動推送、回答所有轉給他的「真的假的」問題，這個部分是民間用開放源碼的方式做的，政府並沒有介入。
政府在這裡面可以做什麼？我們把各部會即時澄清的訊息在 www.gov.tw 做聯播，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全部，也就是不要造謠，而要快速澄清。
你會覺得Uber之前的爭議，導致後來狀況越來越多嗎？
沒有，Uber解決得很好。能夠很好解決的原因是，我們有多方利益關係人坐下來談，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Airbnb其實也是一樣，我們透過「vTaiwan」的模型，討論出一個平台經濟的檢視原則，現在這個原則立法院還在核定，核定之後所有類似平台經濟的東西，就有一個可依循的原則去討論。
（本文由 Knowing 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