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銀行日前祭出第七波選擇性信用管制，力圖抑制炒房行為與壓抑房市熱度，然而到頭來，某種程度上依然顯示出貨幣政策工具用於打炒房，仍欠缺具彈性的合理調節機制，唯有下手一次比一次重才能見成效，但過程中恐傷及無辜、補強配套後又可能產生潛在漏洞可鑽。我們認為，要健全房市發展，政府應跳脫調控思維的框架，著重在積極提升社宅，可承襲新加坡的組屋(公共住宅)政策，推出一系列由公部門主導的公共住宅，並以較為低廉實惠的價格實踐居住公平。
就算建商不放量，只要政府手上有貨，就有機會讓供需回到市場機制。
是的，我們認為這一切的問題都來自於，長年下來政府推動社宅、公宅、合宜宅，whatever你要稱他什麼宅都好，這些由政府啟動、興建、目前多以出租型態為主供給民眾的建物案量，以及以「戶」為單位的興建量與速度，都太慢了。
慢到無法在價格快速上升的房市當中，提供稀釋上漲動能的效益。
以內政部統計數字來看，截至2024年9月，全國包括既有、新完工、興建中、已決標待開工的社會住宅總戶數為多少？給你猜？僅僅是寥寥10.96萬戶而已。而規劃中的總戶數則僅有1.34萬戶。加起來，社宅數量在中長期的未來當中，可望達到12.3萬戶的數量。
然而，單單是在2023年，私部門所興建、取得使用執照的住宅設施，獲得核發使用執照的戶數就達到11.8萬戶、建照核發數量則更達到14.6萬戶之多。放眼望去你我所在的城市裡頭，是不是還有更多的工地正在瀰漫煙塵？危老案拆了、都市更新案拆了，有更多的新房子——有更多更新更貴的房子，即將在那裡立起了。這也意味著，私部門建立新房子的速度永遠跑在公屋社宅的一步之先，只要私部門鎖定了供給量的釋出狀況，房價水準自然難以真正的「市場機制」評量。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拿出更多魄力，借鑑由政府主導大規模建設並以出售為核心的新加坡組屋政策。
新加坡的組屋政策是由政府運用國有土地，依人民各種不同層次的需求，出資興建公共住宅，再轉賣或出租給一般人民。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自1960年起，即開始負責規劃、推動建設和管理公共住房，並且主要面向該國公民出售，以確保住房能夠廣泛覆蓋中低收入群體。長期以來，超過80%的新加坡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HDB公宅，並且許多人擁有房屋的產權。
而政府管控組屋價格，使其保持相對穩定，確保中低收入家庭能夠購房。同時，新加坡政府亦透過供需控制，從而有效避免市場上的供應短缺或過剩。最後則是針對首購族或特定族群，由政府提供住房補貼，讓更多人能負擔得起房價。
在地球的另一端，德國的房屋政策則以租賃市場為重點，政府大力保障租戶權益，並有效控制租金。其政策。其中包括了租金管制，規定房東不得隨意提高租金，這有助於避免租金過度增長；長期租賃保障：德國法律提供了租戶較強的保障，租約通常簽訂長期合約，房東無法輕易驅逐租客，提供穩定的租賃環境。再者，房屋供應平衡則是透過政府的干預，確保租賃市場不致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同時，德國政府也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租金補貼，確保他們能夠在市場中負擔房租。
綜合以上新加坡與德國的經驗，事實上，我們認為，台灣依然要持續加強公共住宅的建設，由政府主導大量興建「經濟適用房」，專門面向中低收入族群，減少私人市場端的價格壓力。設計購房補貼和優惠貸款政策，鼓勵首次購房族，並限制公宅轉售年限與其他入手條件以打擊投機。
針對租屋者，則引入租金管制與租戶保障，參考德國先前的租金封頂政策，特別是在房價高昂的城市，限制租金漲幅，保障租戶利益，降低生活成本。同時，也需要配套強化租賃市場的法律保障，鼓勵長期租賃，減少租戶的搬遷壓力，同時提供租金補貼給低收入家庭，讓他們可以負擔住房費用。
當然，有些人會說，那政府主導大規模社宅建設不就是要與民（營建開發商）爭利了嗎？
是的，那當然是。然而，政府興建公宅社宅國民住宅，為的都是要奠定社會的安定，這也是身為政府的責任。力求不要讓高企的房價，成為人民生活與經濟上的負擔，排擠到生活消費與文化消費，不僅影響到日常消費力、更可能使得我們成為一個空有房產的無靈魂之島。
相信，沒有人想見到這個景象發生吧。
公宅推動的速度實在太慢了。而社宅「只租不賣」的想法，也尚存在檢討空間。
要達成居住正義，打炒房看來很難治本，政府健全房市不應把目光只鎖定在信用管制，更不需耗費心力去考驗投機客有洞即鑽的人性。我們認為，應回歸最基本的市場供需來看，由政府做莊善用國有地來大幅度提升市場上可居住空間的釋出量體，人民的選擇就會變多，高不可企的房價，總有一天會回到較為「合理」的範圍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