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2024年巴黎奧運，性別平等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意旨之一，且女性運動員的參賽者數量，也終於達到了50%的「平等」比例，這樣很好。然而，回歸到與我們更貼身的日常生活當中，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對於經濟與社會發展而言，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我們認為，政府應思考如何藉由適當的施政方針，降低女性在家務、育兒、甚至提供年長家人照護之時所面臨的種種隱性或顯性壓力，將女性的自我實現與勞動貢獻提升，正是下一個階段台灣勞動力與社會升級的關鍵。
先講幾個數字，是的我們最喜歡講數字。
根據2023年APEC婦女與經濟指標，我國25-29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高達89.9%，不過在40歲之後開始下滑，並在45歲之後快速下降——從45歲左右的76.1%，一路「雪崩」至55-59歲時的45.4%，過了60歲更只剩下26%的勞動參與率。
其陡降態勢，遠低於南韓、日本、美國等地45-60歲間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穩定維持在70%-55%區間的表現。台灣中高齡女性離開職場且鮮少回歸的狀況，一方面影響到總體經濟的勞動力穩定性，另一方面也為這些失去職場經濟收入的女性，在其後人生階段的經濟安全係數，留下了一定程度的風險。
我們認為，改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社會制度，能夠直接弭平具備相等能力的兩個體，在職場上發揮其知能、技能、長才的關鍵誘因。以我國數據來看，2022年期間，女性從事相同工作而所能獲得的薪水報酬僅為男性的84%，雖然高於APEC平均值的70%，但還是有可以改善的空間，對吧？
另從人口結構來看，明(2025)年，台灣將因高齡(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20％，正式邁入世衛組織認定的「超高齡社會」。在面臨少子化趨勢嚴峻，勞動人口減少的壓力下，強化中高齡就業自然成了必須加快的政策發展方向。事實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去(2023)年便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計畫」，預計將在三年內(至2025年)投入98億元，目標增加30萬勞動力，將我國中高齡勞動力參與率提升至70%(2023年45歲~64歲為66.35%)。
這當中可以關注到的是，從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的統計資料庫來看，2023年我國45歲至64歲男性與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分別為78.33%、55.06%，存在相當程度的落差。我們不難發現，45歲至64歲的女性族群，正是政府在有效提升勞動力參與率的施政作為上，可以積極努力拓展的重點。
然而，女性離開職場很大的因素是來自於家庭——包括原生家庭、婚配家庭，以及下一代的教養與上一代的照護等問題。那麼，我們是否曾思考過，為什麼都是「女性犧牲自己的職場發展」來完成家庭的需求？在這個重視性別平等的年代，自然理應一視同仁，讓每個家庭成員都能取得彼此折衝與討論的空間，將相關責任更平均地、分攤至家庭成員的身上。直覺式地把女性綁在家裡操持家務，這對多數已擁有個別專業能力的女性而言，一點都不公平。我們認為，這些女性若能找到突破點，回到職場上，說不定還能適度抵銷少子化所帶來的人力缺口。
那麼政府——除了大撒幣鼓勵大家多生、多養之外，還有啥可以做的？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更積極地，以公家資源廣設合格、具高掌控度的育嬰與學齡前兒童教育機構，以及具有專業人員、技術與設備的長照機構，來弭平一般雙薪家庭兩頭燒的困境；針對已暫時離開正規職場的人，則可提供包括家庭清潔代訓等等職業項目，並協助進行人力媒合，引導這些具備勞動生產力的女性朋友們，從自己瑣碎的家庭生活中走出來，積極投入勞動市場，不僅有助提升勞動力參與率、亦提高了人力資源的流動性。
我們也相信，唯有讓那些因故離開職場的女性，覺得回到職場後，又仍然可以兼顧自己所有的生涯規劃，那麼，或許在未來的幾年間，就可以看到有越來越多女性回到第一線，為台灣的社會與經濟發展，貢獻自己的長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