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智庫撰文指俄國針對亞洲個別國家制定多元政策，以展現競爭優勢
俄國高等經濟大學歐洲和國際綜合研究中心副主任Alexander Korolev 10月19日在俄國智庫「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以「俄羅斯亞洲政策之『新悖論』」(“New Paradoxes” of Russian Policy in Asia)為題撰文指出，過去幾十年俄羅斯的亞洲政策大致符合傳統所謂「亞洲悖論」(Asia’s Paradox) (按：於90年代流行於學界之術語，用以形容亞洲國家間「經濟熱、政治冷(hot economics and cold politics)」發展現象，各國間於經濟面相互依存度高，惟領土主權和歷史遺留問題卻造成政治關係緊張)。然而在當前情況，傳統的「亞洲悖論」並不適用於俄國與亞洲主要國家的互動關係。主要原因有二：
(一)相較於歐洲或後蘇聯區域，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等區對俄國不具攸關存亡之重要性，因此俄羅斯從未積極參與亞洲政治、經濟進程。
(二)俄羅斯在亞洲區具有一特殊且具戰略意義之優勢——與亞洲各國在最敏感的問題上無嚴重矛盾、歷史創傷、領土及其他爭端(除了與日本之外)，使俄羅斯有別於美國及中國等主要參與者。
俄羅斯過去在參與亞洲進程中，發展出有別於「亞洲悖論」之特殊互動模式：
(一)「經濟熱、政治冷」僅適用於與日本互動上，然而俄日經濟互動卻也一直遠較日美、日中或日本-東協間生疏。
(二)與中國間「經濟熱、政治熱」的互動模式在近年已然確立，雙邊貿易額持續成長、整體經濟相互依存升高，同時建立頻繁緊密的政治對話，亦共同參與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重要多邊機制。
(三)多年來，在俄羅斯與南亞及東南亞國家間互動上甚至可觀察到「經濟冷、政治熱」的「逆亞洲悖論(reverse Asian Paradox)」現象，各層級緊密的政治對話及體制聯繫難以轉化為經貿上實質成果。俄羅斯與南亞、東南亞間貿易額峰值僅有近250億美元水準，且該指標受外部市場因素(以國際能源價格為首要)相當影響。即便已在政治上發展高層級且具建設性關係，2022年以前俄印貿易額亦僅有130 億美元規模。
然而，對烏「特別軍事行動」使俄羅斯與亞洲國家間互動模式再度發生變化：
(一)由於許多投資計畫凍結，與日本間「經濟熱」現象瞬間消退，2022年俄日雙邊貿易額降至195 億美元。與韓國、新加坡間經濟互動亦如此，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時韓國、新加坡並未加入對俄制裁，顯示「特別軍事行動」後俄羅斯與韓國、新加坡間政治關係惡化。
(二)在「特別軍事行動」背景下，俄中政治、經濟關係皆進一步深化，鞏固「經濟熱、政治熱」之互動模式，目前亞洲國家間仍無如同俄中間大規模且深入實質之互動模式。中國早已自亞洲大國轉變為全球大國，且俄中間並無正式軍事、政治或整合義務支撐，本質上俄羅斯與中國正推動所謂「亞洲新悖論」的互動模式。
(三)俄羅斯與南亞，尤其是印度間之經貿關係在「特別軍事行動」背景下快速發展，雙邊貿易額已逾400億美元，而且未來成長可期。如今，印度之於俄羅斯的意義與2014年日本、韓國的意義相同，在「轉向東方」架構下，印度代表著貿易、經濟和投資多元化的另一種方向，使俄國在經濟上不會過度依賴中國。
「亞洲悖論」傳統模式在當前條件下不適用於俄羅斯與亞洲主要國家間之互動，此外，由於中國和印度的積極崛起，以及部分地區及全球發展趨勢，亞洲本身及其地區權力平衡已發生變化。亞洲從來就不是一個同質性空間，就政治、人口和社會、經濟狀況而言，亞洲較歐洲更具異質性。
因此，俄羅斯在亞洲政策上並未制定一體適用之策略，而是展現不同面貌和角色——如係東南亞國家的主要武器供應來源及確保未來糧食安全的主要供應國、印度的武器及能源供應國、中國的全面合作和「志同道合」夥伴，共同致力於推動「新多極化」等。而亞洲各國對俄羅斯的認知、要求、期望也不盡相同——此即為俄羅斯的競爭優勢，讓俄國能更精確地與每個合作夥伴發展關係。在此情況下，俄羅斯必須充分利用亞洲各國政治和經濟上的異質性，以獲取最大利益。(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