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顏建發

中國官本位的體制以及舉國辦大事的治理思維，加上習近平有計畫地集攏大權，地方政府角色被動，遭受上下夾擊，全中國的經濟、金融與財政出現嚴重的「強幹弱枝」現象，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中。

中國經濟逐步走向惡化起於多方，卻輻輳於今，供應鏈鬆落、製造業萎縮、房地產泡沫化、金融失序、財政短缺等相互糾纏而成惡性循環，而清零政策讓中國經濟情勢更加惡化，雪上加霜。習近平的執政日益將中國帶向經濟發展的死胡同，如果習近平在今年二十大再獲得政權，那麼同一班人馬與同一套治理的方法學，又如何期待其起死回生?更何況在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於軍事、外交、經貿與科技的層層圍堵下，二十大後的中國政經情勢與政策恐將趨於緊縮與內捲，生機更加受限。

講政治的官本位體制箝制地方經濟活力

在以最高領導人為核心的一黨獨大之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始終受制於中央集權的官本位體制。唯物論起家的共產中國，其考核地方乃以經濟發展為導向，於是地方政府便成為經濟發展的舵手。為了政績與升官，搞賣地、搞房地產、搞園區、搞各式的中心，成為風尚。績效評價之基準不是市場而是權力。這種官本位而非市場本位所衍生的經濟現象，將逐步脫離市場規律，而是依附與臣服在權力邏輯之下。

在習近平反貪腐整治吏治的過程，全中國經濟活動也隨之被納入一元化的指揮體系以及習近平的意志之中。而2021年8月下旬的社會經濟大整改以及2022年5月起的清零政策，更讓習近平的政治意志全面介入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導致經濟缺乏彈性，並被僵直地套入其舉國體制當中。外患與內憂令中共中央政策緊縮，導致由中央一條鞭穿透地方而令地方經濟失去彈性，再加上地方官僚站邊思維、講政治，地方經濟遭受的摧殘，無以復加，經濟領域全面萎縮，相互拖累，地方財政日益惡化，已成為不可回復性的經濟沉痾。

清零政策帶來的經濟災難更是全面的。《天下》雜誌報導，截至今年4月25日止，在中國40個被封城而受影響的近1.7億人，但即便那些未爆發疫情的城市，由於經濟與封城區連動，也無法免於波及之苦。野村報告估計，中國政府的財政缺口達6兆元，其中2.5兆元是退稅和經濟成長趨緩導致，而3.5兆元是地方政府土地銷售稅大減造成。5月25日，李克強在緊急召開的「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中央也沒有多餘的錢，只剩下一筆預備面對特大的自然災害的救急款，言下之意是要地方自己想方設法。

國盛證券研究所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僅陝西、福建、上海和內蒙古4省市財政收支有盈餘，其他省份都是赤字。而大多數地方政府開支增加，土地銷售急凍，而機構減薪與失業人口上升令居民購屋意願與能力大減，而「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新屋銷售年減27%，借貸給房地產部門的債務占中國未償貸款總額26%。標普全球指出，約20%的中國開發商有破產風險，30%的地方政府今年底前恐陷入財政困境。而清零政策未見鬆解，流通受阻，百業蕭條，稅收還會下滑是可以預期的。

銀行開始出現問題，村鎮銀行擠兌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固然北京將被迫允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借入更多資金，然而，在到處喊窮的大環境、政治肅殺氛圍詭譎、景氣信心不足，甚至還有資金到期被人偷走、公款捲逃的狀況下，因此錢將從哪裡來是一個大問題。

人民對金融體系的信心已趨向崩壞

房地產崩潰而金融體系銀根緊，受害購房民眾發起的「拒絕支付抵押貸款」和「抗議銀行凍結儲戶存款」的微觀行為，讓中國政府面對治理金融失序與財政危機過程平添了兩大困難。在房地產公司在房屋竣工前出售房屋，客戶在擁有新房產前必須開始償還抵押貸款。當房價在下跌，買家房產現值遠低於他們所同意支付的價值，便想趁機甩鍋。另有開發商資金出現周轉不靈，很多項目因而被推遲或停滯，引發購房者的擔憂和憤怒；既然見不到未來，沒有理由繼續繳付貸款，大家爭相效仿，於是出現買家拒絕支付抵押貸款的現象。

中國爛尾樓事件導致超過90座城市、逾300個建案的購屋民眾拒繳房貸，7月房屋銷售較去年同期暴跌39.7％，而房地產類股股價跌至近5個月最低，購屋民眾拒繳房貸也對銀行業構成壓力。標普預估，中國銀行業可能面臨2.4兆人民幣（3,56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損失。銀行的處境兩難：不幫助開發商完成建案，最後可能損失更多；如果伸出援手，卻增加對爛尾樓的曝險。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截至3月底，銀行業還有39兆人民幣的未償房貸，以及13兆人民幣的開發商貸款。

為了平息購房者對支付抵押貸款的抵制風潮，中共除了審查社交媒體，於7月17日透過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銀行增加對符合條件的開發商提供信貸，以便他們能夠完成未完工項目。此一舉措令人鼓舞，但問題的複雜遠非憑銀保監會可以成事。中共對於停止支付抵押貸款的房主固有信用評分系統作為反制的工具，讓他們付出今後難以獲得貸款的代價，但對於那些一生幸福繫乎這一套房的人而言，前途泡湯與被懲罰之間，沒有大差別，就算有風險，仍可能選擇違約止付。更何況，很多因經濟衰退或工廠倒閉而失業的購屋者，已一無所有，也只能顧及糊口，怎有閒錢付貸?事實上，據彭博社報導，為防止房地產信心危機顛覆整個經濟系統，中共當局可能允許房主暫時停止對停滯不前的房地產項目支付抵押貸款，而不會受到處罰。但，問題只是拖著，卻無法輕易解決。

大量儲戶存款被凍結事件是另一個危機。4月以來，河南和安徽有多家村鎮銀行發生儲戶存款被凍結現象，引發抗議，卻遭到當局的暴力鎮壓。為平息眾怒，7月17日監管機構承諾採取措施為中小型銀行增強資本實力和風險抵禦能力，分批向被幾家村鎮銀行凍結資金的客戶發放資金；墊付對象為單家機構單人合併金額少於5萬元的客戶。此舉並未能平息抗議群眾的怒氣，畢竟那是他們辛苦存來的血汗錢，人民對金融體系的信心已蕩然無存。

國有銀行自身難保而地方政府苦坐愁城

為了遏制2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再現，中國政府設立了中國信達、中國華融、中國長城和中國東方等4家壞帳銀行，吸收最毒的債務，但隨著中國房地產全面性的潰敗，這些壞帳銀行已很難提供幫助。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已過於臃腫，難以發揮作用。而最亮麗、實力最雄厚的中國國有四大銀行(中國工商、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及中國銀行)本身也阮囊羞澀。去(2021)年4月日媒已指出，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在2020年狂飆了1,810億人民幣，年增率高達22%，呆帳餘額來到9,991億人民幣。當時日本研究所經濟學家Shinichi Seki便已警告，不良債務的實際數量已大於各家銀行披露的債務數量。2021年4月他已預言，肺炎疫情導致家庭債務正在快速增長，一旦房地產價格下跌，將產生巨大影響。

果然，2022年成為中國財政空前惡化的一年，1至7月份，全國地方級財政收入同比下降7.6%。然地方政府支出端都是剛性的，包括：防控疫情、助企紓困、債務還本付息、基層「三保」(基本民生、工資、運轉)等等。為解燃眉之急，部分地方政府被迫採突擊罰款收費、拖欠帳款、無序轉讓政府性資源等權宜措施，但已遭「涸澤而漁」與「劫貧濟富」之議，反成為惡化營商環境、打擊市場主體預期和信心的來源。最後，地方財政發行債券，被視為填補收支缺口之策。2014年修訂的《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債券形式合法舉債。不過，地方債務迅速上升，2022年6月末，地方政府債務餘額34.75兆人民幣，較2019年底增長63.1%。2021年至2025年城投債到期金額大致為每年3兆元人民幣左右。顯然，地方政府困難還在後頭。

地方政府上下受夾擊，左右為難

中國官本位的體制以及全國一盤棋、舉國辦大事的治理思維，再加上習近平有計畫地集攏大權於一身，導致全中國的經濟、金融與財政出現嚴重的「強幹弱枝」現象。地方政府在經濟、金融與財政的角色相當被動，但他們又是面對來自社會底層抗爭的第一線，上下夾擊，左右為難。中共善於藉宏觀調控與高壓的管制措施，再小利益的讓步做出一些軟著陸的對策。然而，「一切等待二十大」的社會普遍預期並無法解決已發生以及正在衍生與惡化中的新問題，屆時滾雪球而成更大規模的民眾抗議將自四方蜂擁而至，恐不易駕馭。更何況，一旦習近平賡續二十大政權，舊人與舊方法只是延續舊困難罷了；即便習近平出現意外，一個動盪的中國，未來將更撲朔離迷，中國已陷兩難之維谷。（本文作者為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