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和懋

BNT資深副總裁卡里科。(攝影●駱裕隆)

愛因斯坦曾說，「我並不聰明，只是我和問題相處得比較久而已。」但和一個問題相處，究竟要多長時間才算久？

答案是：一生中最精華的40年。這是催生BNT、莫德納等mRNA疫苗的生化學家卡里科（Karikó Katalin），親身實踐所得來的答案。

在卡努颱風來襲前的8月1日，卡里科首次造訪台灣，與另外兩位學者聯袂接受了第5屆唐獎生技醫藥獎的殊榮。做為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關鍵推手，他們3人不但讓全球數百萬人不至於染疫而死，更開創了mRNA療法的新時代。

一生只研究非主流mRNA
她經費拮据、遭同業冷眼

對今年68歲的卡里科來說，自從2020年12月，她與另一位唐獎得主暨研究夥伴、賓州大學醫學院教授魏斯曼（Drew Weissman）公開接種了第一批COVID-19疫苗以來，生活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因為她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生涯，在那一天之前，幾乎只能用「無聲的挫敗」來形容。

「（她的想法）太過前衛，很難說服別人可能成真，」賓州大學細胞與發育生物學系教授班內特（Jean Bennett）是她早期在醫學院的夥伴，「那些想法太像科幻小說，挑戰性也太高。」

從卡里科在母國匈牙利就讀大學開始，直到今日，她關心的研究主題就只有一個：mRNA。偏偏她的想法太過先進，主題更是冷門到無人聞問。

她的一心一意，逐漸變成同業眼中的一意孤行，更讓她的學術職涯布滿荊棘。

最早的挫敗發生在1985年。在30歲生日的這一天，她遭到解聘。當時的匈牙利仍在蘇聯鐵幕之下，她任職的賽格德生物研究中心，已經沒有經費支持她的研究。

她最後與先生帶著年幼的女兒，一家三口遠赴美國。雖然這是改變她一生的轉捩點，「卻也是我被迫之下，不得不做出的決定，」她告訴商周記者。

即使卡里科輾轉落腳常春藤名校之一的賓州大學，但她卻集滿了3大不利條件：她是育兒中的女科學家、還是18歲才學英文的移民；更致命的是，她研究的是經費拮据的冷門議題。

若以今天的職場語言來說，卡里科的選擇，恐怕只能用「不識時務」來形容。她的字典裡沒有「以終為始」，她的眼中不見升等教授的終極目標。她不擅長寫論文、拿經費的遊戲規則，只一心埋首菜鳥才做的實驗室工作。

「卡里科擁有博士學位，卻屈就在臨床醫師組成的醫學院，只能算是個『二等公民』，」曾提供她研究經費的心臟科醫師巴納森（Elliot Barnathan）對《華盛頓郵報》回憶。

在40歲的這一年，她先是從研究助理教授「降職」成研究員，後來連飯碗都差點不保。多虧了她指導的醫學系學生、現任祖克醫學院神經外科和放射學教授蘭格（David Langer），也是莫德納的共同創辦人，向系主任強力要求，才讓她又多留在賓大17年。

「我們從未私下討論過（她的降職），」現任威爾康奈爾醫學院助理教授史蓋爾（David Scales）投書媒體《wbur》，他曾接受卡里科與魏斯曼指導三年，「當我加入實驗室時，人們會耳語卡里科的經歷，當作是給年輕學者的警惕。」

諷刺的是，冷門研究就算出現了重大突破，也難以動搖學術圈殘酷的階級生態。

2005年，卡里科與魏斯曼發表了改造mRNA的方法，可以阻止它啟動人體免疫系統。若能將mRNA注射到人體，就可以命令細胞產生任何所需的蛋白質序列；不只是之後COVID-19疫苗的基石，更打開了無數新疫苗、治療用蛋白質和基因療法的大門。

「我們電話會接到手軟，」當時魏斯曼興奮的對卡里科預告。但結果卻是無聲無息，期待的電話鈴聲從未響起。一直要到好幾年以後，BNT與莫德納兩家生技公司才收購了兩人的專利。

「別為沒決定權的事難過」
樂觀面對挫折，失業成轉機

在別人等待退休的58歲，2013年，卡里科又一次失業。為了繼續研究，這次她隻身回到歐洲，到德國的BNT任職——一直到疫情爆發，為她的人生帶來戲劇性的轉變。

卡里科對研究的堅持，外界多半歸功於天生的熱情。但她自己認為，更多來自後天對研究與發現的執著。

「人們總是說，喔，你要跟隨你的熱情，但其實並非如此，」接受唐獎頒獎隔天，卡里科又神采奕奕出現在北一女中，為台下滿座的4所高中學生演講。

「只要不停練習、不停閱讀、不停思考，你就會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看事情的角度就會不同。即使再無趣的主題，你越精熟，自然就越樂在其中，」她說。

對於挫折，她也並非視而不見，而是學會正向思考。「不論你被辭退，或失去工作，決定權都在別人手上；所以，不要花時間為自己感到難過，要把所有的精力投注在下一件事，」她也自嘲，自己總是被學校當成負面教材，「別人可以叫你走，但只有你能決定要走去哪裡。」

即使是陌生人，也能從肢體語言中感受到她的樂觀。在所有唐獎的獲獎感言中，她的英語雖比不上其他英美得獎人標準，卻是最幽默生動的。她出現的工作照，幾乎都是面帶笑容，「因為我在研究室總是很開心，實驗會令人興奮。」

面對一群高中生，「你們的父母聽不到，所以我會說，你們就做自己想做的就好，」她不談研究，而是拿自己為例，說當年媽媽不看好她談姊弟戀，但如今已經結婚43年，「只有你自己最知道，所以就大膽一試吧！」

比起多數科學簡報總是嚴肅又難懂，卡里科的演講卻是充滿「人味」。不論對象是高中生還是專業同儕，她一張張簡報呈現的，是數十年來的研究進展，更是她合作對象的回顧。

充滿正能量卻非事事妥協
堅守原則、不怕得罪人

簡報中有著滿滿的照片，會出現她匈牙利大學時代的恩師；也有叮囑她一定要穿著綠上衣、黑外套造訪北一女中的台灣好友；她熱情介紹當年拉她一把的蘭格，如今在Netflix紀錄片《紐約醫生日記》（Lenox Hill）中登場；也不忘調侃安靜少言的魏斯曼，每天說出口的話彷彿有字數上限。

「還好科技不是進步得太快，如果當年我們可以下載論文，我就不可能在影印機旁遇到魏斯曼了，」她重述了媒體報導多次提及，兩人1997年相遇的經典場景。

即使滿懷正能量，她卻絕非事事妥協的好好小姐，而是明確知道自己的所要所想，堅守原則的把關人。

蘭格回憶起，某次實驗室會議，卡里科面對一位握有雄厚資金的教授，卻精準犀利的質疑他的數據，讓對方直言要她下次別再來了。

對許多科學家來說，有了新發現就會成立公司、申請專利，擬定獲利計畫。蘭格對《紐約時報》說，「這是凱蒂（卡里科的暱稱Kati）腦中最不會想到的事。」

卡里科自己則記得，曾對著一位同事嗆聲，「我星期六、星期天也來工作，難道是為了你嗎？我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學得更多、了解更多才來。」她先生曾笑稱，以她工時之長，時薪恐怕只有1美元。

「我告訴女兒，科學就跟划船一樣，」她的獨生女蘇珊（Susan Francia）是兩屆奧運8人單槳賽艇金牌得主，「賽艇選手總是倒退著划槳，看不到終點線；科學也是一樣。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我們只能相信，也許下一個世代將延續我們的所做所學，最終對人類有所貢獻，」即使卡里科的前半生在低谷徘徊，命運卻為她迎來了顛峰時刻。不只在有生之年證明自己是對的，自己的心血更為了拯救生命，繼續發光發亮。